每年“两会”，“三农”都是备受关注的话题。今年的“一号文件”已做出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部署。农村金融机构应当如何结合地域特色，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金融需求，成为“两会”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热点之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民。”全国人大代表、农行甘肃省分行行长许锡龙认为，农民脱贫致富，离不开农村金融的支持。但从中西部地区看，农民“贷款难、贷款贵”一直是个突出问题，也是农村金融发展的一大难题。 　　许锡龙分析，农业是弱势产业，农民是弱势群体，客观上贷款风险比较高。为控制风险，金融机构重点关注担保问题。而农民本身由于财产匮乏难以提供有效担保。为解决这一问题，当前一种比较流行的意见是，以农村房屋、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农民赖以生存的物权作抵押，通过立法修法、确权发证、交易流转等办法来实现。应该说，这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思路，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创新。目前，一些地方和金融机构已经开始尝试。但现在的问题是，各方似乎过于倾向和依赖这种方法。把这个作为解决“贷款难”的突破口。实际上，这也面临两个问题：一是从法律角度讲，这种担保方式的合法性、有效性，值得推敲；二是当贷款真正出现问题时，抵押物权能否处置，也是个问题。特别是结合我国国情，基本不具可行性。所以，过于关注和依赖这种方式，从银行外部看，过于强调了解决“贷款难”的形式问题；从银行内部讲，也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 　　农户贷款面向千家万户，银行管理费用大，金融交易成本高。目前，金融机构普遍通过提高贷款利率来覆盖风险和成本。从经济学角度讲，这也是一种有效的办法。但过于依赖这种途径，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提高了农民的贷款成本，加重了农民负担，反过来又可能会增加贷款风险；二是能否完全覆盖金融机构风险和成本，还有待观察。所以，对金融机构来说，除了这个办法外，还应另辟蹊径，寻找更好的办法。 　　当记者问及农村金融服务应当怎样进行创新，才能为农村经济发展引来更多资金时，许锡龙表示，在解决“贷款难”问题方面，可否考虑由政府主导、财政出资，建立担保公司，为农民贷款提供担保，帮助银行分担风险。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农民脱贫致富，既要靠“输血”，更要靠“造血”，财政在支农资金中拿出一些钱来做这个事是可行的，也是有效的。又比如，可否考虑由政府主导，创建信用村和信用户，在设定条件、严格考核、落实责任的前提下，发放信用贷款。 　　在解决“贷款贵”问题方面，要更多地通过经营管理方式的创新，来有效降低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比如，在农业产业链发育比较成熟、生产组织化程度比较高的东部地区，金融机构可通过银行+农业龙头企业+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农户等形式发放农户贷款，实现农户贷款的批量作业，以此降低经营风险和成本。在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比较低的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可否联合当地政府，运用政府的行政资源，并借助村镇干部地缘优势，协助金融机构入户调查、筛选推荐、管理和收回贷款。这种方式的好处是，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减轻金融机构工作量，弥补金融机构网点、人力不足的问题，节省金融交易费用，从而降低风险和成本；另一方面，政府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中，有了新的平台和抓手。在更高一个层次上，可否借鉴邮政行业设立邮政普遍服务基金等做法，在银行业内部设立农户贷款普惠基金，由国家对所有在国内营业的银行按照当年营业收入的一定比例征收基金，并补贴给发放农户贷款的金融机构。